国务院开始用大数据思考了，大中国走起

国务院日前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行动纲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大数据进行了顶层设计，为我们展现了大数据中崭新中国图景。

大数据“变革基因”撬动顶层设计新定位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对大数据做了顶层设计定位，包括认识定位、价值定位。

从认识定位上来看，《行动纲要》开篇就提出了“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这段认识定位中有几个核心词，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从这几个核心词中可以看出，大数据这个词具备多重身份，首先是一个技术性词汇，代表一种信息技术，其次是一个经济学词汇，代表新的服务业态、新的经济活动现象、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再次，大数据也是一个哲学词汇，代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最后，从国家层面来看，大数据是一个政治词汇，代表着新的战略资源和新的治理模式。可见，“大数据”三个字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技术性词汇，它的衍生含义已经足够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从价值定位来看，《行动纲要》在第一个段落里用三句话阐明了大数据的价值：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大数据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耐人寻味的是，对大数据价值定位的阐述是放在全球趋势的语境下来进行的，《纲要》中这样说，“全球范围内，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为趋势，有关发达国家相继制定实施大数据战略性文件，大力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从这段阐述中可以看到，国家顶层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大数据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成为了参与国际竞争的筹码，成为了与相关发达国家争夺全球话语权的筹码。

关于大数据价值定位的阐述共有三个部分，聚焦到每个部分都能够嗅到国家顶层自我革新的气息。价值定位的第一部分从经济转型（也即经济基础调整）的角度来切入，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从国家竞争优势和政府治理能力（也即上层建筑调整）两方面来进行阐述。这样的安排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理解，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数据对经济基础产生的影响和价值说清楚了，也就为后面的大数据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找到了逻辑起点。

第一部分中，主要论述了大数据四个层面的关系。一是大数据与“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人才流”的关系，二是大数据与生产组织方式、社会生产要素的关系；三是大数据与经济运行机制、水平和效率的关系；四是大数据与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业务创新、企业核心价值提升的关系。正是基于以上四个层面的关系重构，大数据具备了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变革基因。正是这个变革基因，让大数据从一个科技层面的新生事物跃升到了社会层面，具备了改变社会的力量。

接下来，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就展现了大数据在社会变革层面的价值，将大数据的“变革基因”放大到了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值得品味的有两句话。

第一句是：增强网络空间数据主权保护能力，维护国家安全，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这句话将大数据提升到了国家主权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层面。

第二句是：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将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加快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相适应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逐步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句话中提出了四个政府“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样的提法尚属首次，将大数据的“变革基因”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联系起来，可见，大数据已经成为了上层建筑自我革新的主导力量之一。

从认识定位到价值定位，大数据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已经掌握了技术性的话语权，这个技术性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语言和政治文本，必将重构一个整个中国自上而下的国家想象和国家行动，一场技术撬动的巨大社会变革正在拉开帷幕。

大数据“变革基因”打开顶层设计新格局

《行动纲要》从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两个层面进行了战略部署。指导思想中，围绕着政府、企业、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三个主体来进行了阐述。这三个主体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述，我们能够察觉到企业已经成为了三个主体词中的重要角色，而政府则相对来说有了“弱化”意味，其中针对政府的相关表述用了“互联开放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引导社会发展，服务公众企业”等语句。从这样的表述可以看出，大数据“变革基因”对于政府权力起着“软化”的作用，这种“软化”让政府变得更透明、更一体化、更具服务意识，可以说，大数据“变革基因”将让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越来越可触摸。

在总体目标中，《行动规划》从5个方面进行阐述，分别是社会治理新模式、经济运行新机制、民生服务新体系、创新驱动新格局、产业发展新生态。从以上这五个“新”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政治思维已经跳出了五千年“分而治之”的思维定势，代之以“合而治之”的新思维。所谓的“合”，意味着传统行政方式的重塑、传统经济生态的重构和传统社会模型的重生，经过重塑、重构和重生，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美好的“数据新中国”。

有意思的是，在这5大目标中，提到了两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点是2017年底前形成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另一个时间点是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量、统计、气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带动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增值性、公益性开发和创新应用，充分释放数据红利，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这两个时间点的明确设定，说明了大数据“变革基因”在当下中国经济下行语境下的迫切性和关键性。把握住了这两个时间点，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发展大势。

大数据“变革基因”启动系统行动新工程

《行动纲要》中把大数据建设任务分为了十大工程，分别是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工程、国家大数据资源统筹发展工程、政府治理大数据工程、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工业和新兴产业大数据工程、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大数据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工程、大数据产业支撑能力提升工程、网络和大数据安全保障工程。这十大工程与旅游行业息息相关。

第一大工程中提到“制定政府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整合政府部门公共数据资源，促进互联互通，提高共享能力，提升政府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2017年底前，明确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基本形成。”对于旅游业来说，意味着长期以来困扰旅游业发展的统计问题将得到解决。长期以来，中国旅游统计存在重政绩轻实效、重汇报轻研究、重总结轻前瞻、重套路轻更新、重局部轻全局、重静态轻动态、重搜集轻分析等问题。随着大数据“变革基因”的植入，未来的旅游统计将迎来精确化、系统化、动态化、应用化的新时代。

第二大工程中提到“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严格控制新建平台，依托现有平台资源，在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政府集中构建统一的互联网政务数据服务平台和信息惠民服务平台，在基层街道、社区统一应用，并逐步向农村特别是农村社区延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原则上不再审批有关部门、地市级以下（不含地市级）政府新建孤立的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这段话中强调了两点，一是严格控制新建平台，二是互联网政务数据服务平台和信息惠民服务平台逐步向农村特别是农村社区延伸。之所以如此强调，证明了政府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对于国家管理的重要性，严格控制新建平台是为了防范信息孤岛带来系统风险，向农村社区延伸是为了更好地强化对偏远农村社区的管理和服务，防范边缘风险。对于旅游行业而言，随着信息孤岛的消失，长期困扰旅游业发展的跨行业跨区域问题也将逐步解决。

第三大工程中强调“统筹利用政府和社会数据资源，探索建立国家宏观调控决策支持、风险预警和执行监督大数据应用体系。”这意味着政府理性的本质回归。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将逐步抛弃过去那种地方主政官员拍脑袋的决策方式，这种政府理性的回归将带来决策民主的新气象。以大数据为切入，技术的力量将改变中国五千年传承的地方父母官决策思维定势，建立在大数据理性之上的决策民主机制将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来自旅游业的数据和决策将成为宏观调控决策的主导力量。统计显示：旅游业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现代产业，旅游业对相关产业贡献大幅提升，2014年，中国旅游业直接、间接和引致创造的GDP占全国总量的9.4%，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的测算则达到10.2%。可见，旅游业产生的相关大数据也将成为政府和社会数据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四大工程中，《行动纲要》强调，“探索开展交通、公安、气象、安监、地震、测绘等跨部门、跨地域数据融合和协同创新。”并提出建立“综合交通服务大数据平台和旅游投诉及评价全媒体交互中心”。这意味着旅游业和交通业之间的协作将越来越频繁密切。交通业也将因为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在旅游业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交通企业也将逐步成为旅游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主导力量。以交通数据和旅游数据的融合为契机,交通公共服务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将全面提升.共同支撑起旅居共享的崭新生活空间。

在第五大工程中，《行动纲要》从工业大数据应用、服务业大数据应用、数据应用新业态、电子商务大数据应用四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阐述，其中将工业大数据应用放在首要位置，体现了工业仍旧是国家发展的首要支柱产业。无论从现实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来看，还是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制造业始终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行动纲要》中强调“积极推动制造业网络化和智能化”，这体现了国家高层对于制造业竞争趋势的深刻理解。

在提到电子商务大数据应用时，《行动纲要》强调“电子商务企业应依法向政府部门报送数据”，可见，大量商业数据资源将纳入国家法律体系范畴。

值得深思的是，对于旅游业来说，无论是工业大数据应用、服务业大数据应用、电子商务大数据应用，还是其他数据应用新业态，都将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商机。尤其是在“旅游+”的语境下，基于数据的行业融合和基于旅游的行业融合将共同催生出大量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产品、新解决方案。从旅游营销来看，基于大数据应用的旅游营销将使得品牌更独特、产品更个性、营销更精准。从旅游新业态来看，旅游金融、旅游数据服务、旅游数据处理分析等业态将不断产生。

在第六大工程中，单独对农业大数据做了阐述，实际上，农业大数据放在第五大工程中也未尝不可，但是，作为一个单独工程来强调，说明农业在中国的国家语境中，仍旧有着非同凡响的价值，毕竟这个国家有着五千年的农业文明，虽然大量农民漂泊在异乡，但是，随着国家对政策对农村的实质性倾斜，未来农村将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缓冲带和弯道超车带。《行动纲要》中指出：“加强全球农业调查分析，引导国内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其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提法并不是仅仅为了让人眼前一亮，这句话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刻的意味，那就是中国五千年农业文明中将增加新的内涵——数据文明。数据文明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文明有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植入对于中国农村地区来说，并不是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工程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对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更是对农村社会文明的现代化改造。

对于旅游行业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乡村旅游信息综合服务的完善，意味着乡村旅游资源要素数据共享的实现，意味着乡村旅游产品研发的精细化、高效化、个性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第七大工程与第六大工程都作为单独的工程来表述，实际上都是对当下中国政策语境的响应。无论是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还是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再腾飞的希望，意味着国家对微观层面创新活力的激发和渴求。毕竟这个国家在宏大叙事中经历了粗放式的狂飙突进，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微观创新力量一直没有在经济发展中找到与宏观创新力量实现平衡的支点。如今，当宏大叙事的粗放式发展走到气喘吁吁的境地，唯有不惜一切代价激活微观创新力量，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涅槃重生。于是，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和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被单独重点阐述的文本。从文本中的每一句话中，都能够读出一份来自顶层的恳切与真诚之声音。

这段中的亮点在于“知识服务大数据应用”，这段中提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各领域知识进行大规模整合，搭建层次清晰、覆盖全面、内容准确的知识资源库群，建立国家知识服务平台与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形成以国家平台为枢纽、行业平台为支撑，覆盖国民经济主要领域，分布合理、互联互通的国家知识服务体系，为生产生活提供精准、高水平的知识服务。提高我国知识资源的生产与供给能力。”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将在未来获得空前的尊重，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输出者。

实际上，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在李金早掌舵的中国旅游新格局中早已浮现，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李金早对知识的价值非常重视。今年旅游行业率先成立的“中国旅游智库”就是一个鲜活的证明。

当知识分子真正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输出者时，意味着一个国家已经从大国崛起的宏大气魄中找到了一份淡定从容的深沉之静气，意味着一个国家在经济狂飙之后，有了一份成熟的反思与前瞻。

第八大工程与第七大工程一脉相承，有了知识资源的生产与供给能力，自然也就进一步衍生出大数据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在这部分段落中，强调了大数据基础研究、大数据技术产品研发、大数据 技术服务能力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对于任何一个行业和企业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而且，这三个方面中都提出了带有行业革命价值的计划。在大数据基础研究方面 ，提出了以横向跨学科、跨行业方式建立数据科学的学科体系、研究大数据计算的新体系和大数据分析理论、建立数据科学驱动行业应用的模型。在大数据技术产品研究方面，提出了纵向构建数据存储、整理、分析处理、可视化、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领域技术产品体系。在大数据技术服务能力方面，提出了深度促进大数据与各行业应用的融合。一“横”一“纵”一“深”，可谓层次清晰、布局完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行动纲要》的落地性和实操性。

对于旅游行业来说，大数据驱动的知识更新将改变旅游规划技术、改变旅游产品研发技术、改变旅游与各行业的融合方式。

第八大工程、第九大工程、第十大工程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从目标确定的时间点来看，三者都在 2020年确定了时间点。分别是：到2020年，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数据处理、分析、可视化软件和硬件支撑平台等产品；到2020年，培育10家国际领先的大数据核心龙头企业，500家大数据应用、服务和产品制造企业；到2020年，实现关键部门的关键设备安全可靠，完善网络安全保密防护体系。可见，这三个目标是这三大工程中较为紧迫的内容，所以才以明确的时间点来强调出来。

从大的格局来看，第八大工程、第九大工程、第十大工程是整个行动纲要的支撑与保障，分别从技术、产品、服务、产业、企业、国家安全等层面阐述了整个行动纲要落地实施的支撑点与保障点。

纵观全篇，《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里潜藏着中国社会全面变革的新能量。这种能量不仅仅来自大数据技术，更来自大数据技术植入之后产生的政府理性的回归、企业文化的革新、知识理性的融合以及公民理性的重塑。让我们期待着大数据技术与大数据理性催生的大中国新时空——璀璨且和谐。

 作者：张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