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艺术$7$7未来旅游的新热点

以绘制、雕塑或其他造型手段在天然或人工壁面上制作的画。常常作为建筑物的附属部分，它的装饰和美化功能使它成为环境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壁画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现存史前绘画多为洞窟和摩崖壁画，最早的距今已约 2万年。中国壁画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是中国绘画的萌芽时期，著名的内蒙古阴山岩画和广西宁明花山崖画就是最早的岩画，自然也属于壁画范畴，壁画主要由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宫殿佛寺道观壁画组成。在旅游热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壁画艺术，应该是一种未雨绸缪。

（一）中国壁画艺术源远流长

秦汉时代的壁画以宫殿寺观壁画和墓室壁画为主。汉代厚葬习俗，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中见到当时绘画的遗迹。秦汉时代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有壁画，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记载了当时一个诸侯王所建宫殿里壁画的盛况。东汉明帝时，白马寺绘制了《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这是中国佛教寺院壁画的肇始。

西汉时期洛阳的卜千秋墓壁画、洛阳烧沟61号墓、陕西西安的墓室壁画《天象图》和属于东汉时期的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山水图》、河北安平汉墓壁画、河北望都1号墓壁画以及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壁画墓等都是艺术精品。描绘了天、地、阴、阳的天象、五行、神仙鸟兽、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车马仪仗、建筑及墓主人的肖像等，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以及对其死后升天行乐的美好祝愿，希望死者在地下世界里享受富足的生活。

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范围变得更加广泛。晚唐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更是以特有的长幅形式表现了场面宏大的人马队列，堪称巨制。在西安地区发现的27处唐代高官及皇室成员的墓葬使我们可以看到了唐代绘画题材的变化。长乐公主和执失奉节的墓葬壁画证明了七世纪时各种绘画流派共存的局面；而懿德太子、章怀太子和永泰公主三处皇家墓葬中的壁画则为研究八世纪初期宫廷绘画的风格变化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元代壁画在继承唐宋和辽金壁画传统基础上亦有新的变化。从实物遗存和文献记载来看，有佛教寺庙壁画、道教宫观壁画、墓室壁画、皇家宫殿和达官贵人府邸厅堂壁画。寺庙、宫观壁画的题材内容以佛道人物为主，殿堂壁画大都描画山水、竹石花鸟,墓室壁画主要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有人物，也有山水、竹石、花鸟等。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窟和第465窟佛教密宗壁画，山西稷山县兴化寺、青龙寺佛教壁画，山西芮城县永乐宫、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道教壁画，均属于元代壁画代表作。此外，像西藏的拉当寺、夏鲁寺，内蒙古、辽宁、甘肃、四川和华南许多地区的佛寺、道观中，当时都绘有佛道壁画。元代墓室壁画,据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的有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壁画和北京密云县元代墓壁画,均绘制于元代初期。冯道真墓中的《论道图》、《观鱼图》、《道童图》和《疏林晚照图》等水墨画似乎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笔，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这位道教官员的生前生活、情趣和爱好。元代皇家宫殿和贵族达官府邸,曾盛行用壁画进行装饰。元代壁画的盛行，给一大批民间画工提供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从而使得唐宋以来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优秀壁画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在中国绘画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明代，继承唐宋传统的寺庙壁画仍是壁画的主要表现形式，较之前代，明代的壁画显得更为规范化和世俗化，也显示出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之间的融合。这一时期的壁画遗存尚多，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地。其代表为完成于1444年的北京郊区的法海寺大雄宝殿中的壁画《帝释梵天图》，在性格描绘上颇具匠心，画法亦沿用唐宋遗法，沥粉贴金，风格精密富丽。民间画工所作的壁画的代表作为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后殿壁画，内容为元代以来流行的“水陆画”，佛、道、儒三教混而为一。位于云南、青海等多民族聚居区的佛寺壁画，题材往往具有显密合一的特点，画法则融合了汉藏两个民族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品有云南丽江白沙、束河的大宝积宫与大觉宫的壁画、青海西宁塔尔寺壁画等。

清代寺庙壁画与宫廷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现实重大题材的描绘以及民间小说与文学名著的表现。西藏布达拉宫灵塔殿东的集会大殿内，画有《五世达赖见顺治图》，记载了五世达赖率领3000人的使团进京朝见顺治的史实，以连环画的手法成功处理了众多的人物和丰富的活动，堪称清代壁画的杰作。此外，山西定襄关帝庙壁画取材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北京故宫长春宫回廊上的《红楼梦》壁画则参以西洋画法描绘了这部千古名作里的部分情节。

（二）在西藏看最具民族特色的壁画艺术

壁画和唐卡是西藏绘画艺术的两大类别，唐卡指卷轴画，壁画则为绘在墙上的画。西藏壁画中突出绘画的是人像，往往以巨大的篇幅绘画出一尊尊站立式或端坐式的大佛，而在其周围再画若干其它佛像。从本质上说，壁画仍然是社会性的审美艺术。藏族艺术家们，根据其生存时代的需要，贡献出自身的智慧和才能，创作了极其丰富多彩的壁画，这些壁画极具浓郁的民族特色。

西藏壁画分布在寺庙、府第、宫殿、民宅、驿站、旅店等地方的墙壁上。而寺院则为壁画聚集之所。大寺院往往有数十到数百殿堂，各个殿堂及其周围走廊的墙壁、天花板等处均绘满了壁画，有人估计寺庙壁画在１０万幅以上，如果把这些壁画一幅幅的排列起来，那确实是延绵不断、绚丽多姿、色彩缤纷的美丽画廊，置身其中就如进入神奇美妙的天宫，或者阴森的地狱；要是孤身一人面对壁画站久了，看着画景准会进入意想不到的绝妙奇观之中。

大昭寺建于公元七世纪文成公主进藏以后，据说，大昭寺是松赞干布为他娶自尼泊尔的王妃尺尊公主修建的，但由文成公主勘测设计的，至今已有１３００多年的历史，历经兴衰重修，原来的壁画经过多次修缮着色，有些则仍保留着原来的风韵，庆幸的是二楼各供奉堂的壁画有的保留了原有的残痕，而有的仍是原先的残迹，一楼的壁画虽经反复修改涂抹，但仍不失原有的风韵。大昭寺壁画保存了文成公主进藏宣传盛唐文化的业绩，也保存了唐代的壁画艺术，不仅是历史和艺术的珍品，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实物纪念。

元代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在元朝皇帝的大力支持和授权下，萨迦王朝统一了全藏，大力修建萨迦寺等寺院，壁画复兴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明清时代西藏社会获得平稳发展，积累起大量财富，跟祖国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在中央政府大量施赠银两的情况下，寺庙建筑更是拔地而起，壁画艺术更加繁荣。五世达赖兴建布达拉宫时，为了绘制宫殿壁画，达赖除召集寺院画师外，又从各宗（县）调集了６０多名画师，并从尼泊尔聘请了一批画师，康熙皇帝又派了１００多名各族画师入藏支援绘制壁画。各族画师汇集一堂，出现了壁画艺术的高潮，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显著成效是：壁画题材更加广泛，世俗题材出现在了壁画艺术中，壁画风格多样、流派纷呈，著名画师辈出，壁画艺术逐步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壁画融入社会，日益成为藏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藏民族的壁画源出洞穴壁画，继承了苯教的浪漫主义，有深厚的传统基础。自松赞干布时期修建大昭寺以来，就形成了汉式和尼泊尔式画派，历代画家们互相学习，各取所长融合各派，形成了富有藏民族特色的画派。由于融合无间，彼此既有共同特点又有若干差异。藏民族的壁画集中在寺庙，但就其内容和社会功能而言，却并非完全宗教化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壁画在其发展中不断地世俗化、民族化，并吸收多方面的营养和影响，从而形成了将藏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融合一起，具有鲜明的藏民族特点的艺术流派。

西藏壁画中人像绘画最突出，往往以巨大的篇幅绘画出站立式或端坐式的大佛，而在其周围再画若干其它佛像。也有的是点缀其具象活动的环境，并进行极为华丽精致的装饰。也有的壁画采用连环画图式，所有壁画色彩都很鲜艳，色彩缤纷、片片锦绣，极富吸引力和诱惑力，多用作对群众进行宗教、历史、道德等教育的形象教材。但从本质上说，壁画仍然是社会性的审美艺术。藏族艺术家们根据其生存时代的需要，贡献出自身的智慧和才能，创作了极其丰富多彩的壁画，这些壁画极具浓郁的民族特色。

说到西藏壁画就不能不说到布达拉宫，在布达拉宫璀璨的艺术成就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绘画部分，壁画、唐卡和其他装饰彩绘都堪称卓越。大小殿堂，门厅，回廊和墙面无不绘有壁画，仅司西平措大殿二楼画廊就有壁画698幅。壁画取材多样，内容丰富，色彩艳丽，就壁画题材而言，就有涉及到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宗教神话和佛经故事，还有表现建筑、民俗、体育、娱乐等富有生活气息的。例如大型壁画 “使唐求婚”、“五难婚使”、“长安送别”、“公主进藏”四个部分，生动地记录了唐贞观15年唐蕃联姻的历史。又如在红宫的西大殿还有一组五世达赖朝见顺治皇帝和十三世达赖进京觐见的历史画面。这些壁画具有鲜明和强烈的民族特色。布达拉宫的壁画既汇集了藏族绘画的精华，又汲取了汉族绘画的构图和运笔，是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绚丽的明珠。在漫长的岁月中，数以万计的壁画作品使布达拉宫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宫殿。

（三）山西永乐宫壁画精美绝伦

芮城永乐宫位于芮城县城北约三公里处的龙泉村东，建在原西周的古魏国都城遗址上。这是一处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古建筑，它以壁画艺术闻名天下。这里的壁画，是我国现存壁画艺术的瑰宝，可与敦煌壁画媲美。永乐宫原来一处道观，是为奉祀中国古代道教“八洞神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建，原名“大纯阳万寿宫”，因原建在芮城永乐镇，被称为永乐宫。永乐宫系元代定宗贵由二年(公元1247年)动工兴建，包括彩绘壁画在内，元代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迁)竣工，施工期长达110多年，几乎同元代相始终。

永乐宫壁画满布在四座大殿内。这些绘制精美的壁画总面积达96O平方米，题材丰富，画技高超，它继承了唐、宋以来优秀的绘画技法，又融汇了元代的绘画特点，形成了永乐宫壁画的可贵风格，成为元代寺观壁画中最为引人的一章。

三清殿又称无极殿，是供“太清、玉属、上清元始天尊”的神堂，为永乐宫的主殿。供奉道教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老君，合称为三清。殿内四壁满布壁画，面积达403.34平方米，画面上共有人物286个。重阳殿是为供奉道教全真派首领王重阳及其弟子“七真人”的殿宇。殿内出采用连环画形式描述了王重阳从降生到得道度化“七真人”成道的故事。纯阳殿(混成殿、吕祖殿)，殿宽五间，进深三间，八架椽，上覆单梁九脊琉璃屋顶。殿北部一间四柱神坛，前檐明次间与后檐明间皆为隔扇门，余为墙面。神坛上原为吕洞宾塑像，现已残毁。扇面墙后为《钟离权度吕洞宾图》。

关于永乐宫壁画，还有一段不寻常的乔迁经历。原本的壁画在芮城之南，1959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永乐宫正位于计划中的蓄水区，水库建成后永乐宫将变成“龙宫”。为保留珍贵的壁画，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现代“鲁班”们，以极精细的手工技术，将壁画分离成近500块，运到现址后再逐块拼好。这项工程历经五年，完成后壁画上的切缝小的难以辨别，完美保留了壁画的旷世神韵。永乐宫壁画是解放后新发现的元代最重要的绘画艺术遗产，在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史上，尤其是壁画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内蒙草原壁画独树一帜

壁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它的装饰和美化功能使它成为环境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原始社会人类在洞壁上刻画的各种以记事表情为目的的图形是最早的壁画。现存史前绘画多为洞窟和摩崖壁画，最早的距今已约2万年，在幅员辽阔的内蒙古地区，古老壁画遗存十分丰厚，墓室壁画、石窟寺壁画和召庙壁画，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具有珍贵的史料意义。

墓室壁画一般绘于墓室的四壁、顶部以及甬道两侧，一般为适应墓中死者生前的地位、生活与需求以及合乎其身份的礼制和习俗而绘制，与“视死如视生”的时代风尚有关。

内蒙古草原地区，在托克托与和林格尔两地先后发现有东汉时期的壁画，还有鄂尔多斯凤凰山发现的汉墓，壁画构成了内蒙古地区风格独特的壁画艺术宝库。都是墓室壁画的最早期发现。这些壁画描绘了乌桓、鲜卑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情景，画风生动古朴，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繁荣的中原地区文化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的设郡屯田和汉末板荡之秋的移民风潮之中，传到河西、辽阳等边疆地区，使得这个时期边疆地区的壁画墓也呈现出较浓厚的中原文化特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东侧的二铺梁村一座唐代穹庐顶砖室壁画墓。壁画彩绘遍布于墓室四壁及墓顶。壁画取材于唐代现实生活，仕女图、文武守卫官图都反映了唐代的生活风貌，十二生肖图和日月星像图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反映出唐代佛道两教的活跃。

建立了强大的辽政权的契丹族兴起于漠北草原，以骁勇善战著称，据有北部中国的大片土地，经济文化异常发达，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留下的墓室壁画实物看，以契丹族建立的辽代墓室壁画出土最多。契丹族最初并无筑墓埋葬的习俗，后来逐步吸收汉文化，开始仿照唐制修筑墓室，厚葬风气急剧蔓延。墓室规模之大，随葬物品之丰富豪华，已超过了同时的中原地区。除常见在壁面上作画的做法外，契丹族还流行在墓圹内安放柏木护墙板，壁画直接绘在木板上。另有在石棺、木棺内壁施绘的做法，这些“棺画”的功能与壁画相同。契丹族墓室壁画囊括契丹宫廷贵族生活、地方官吏的游骑侍从、边区豪族墓葬所宣扬的庄园布局、渔牧农耕、部族首领的骑射宴饮、桑蚕庖厨等内容，是研究辽代风土人情、衣冠制度、民族关系、文化习俗的珍贵材料。辽代墓室壁画均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绘制，先用辽墨铁线勾勒出人物形象，再用朱砂、赭石、石绿、石黄等矿物质颜料敷彩。

内蒙古赤峰市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墓室壁画群，为研究当时草原游牧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在赤峰市敖汉旗南塔乡辽墓出土的《双鸡图》壁画，以及在赤峰市巴林左旗韩匡嗣出土的《游猎图》壁画，都形象地展现了草原风光、游牧生活、宫廷生活和民间生活的不同场景。位于今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陵，包括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的坟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帝王陵寝的壁画墓群，这其中以辽圣宗庆东陵保存最好、最完整。庆东陵的建筑彩画在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赤峰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辽墓壁画，保存了很多人物画像，从这些画像中可以大概窥探出辽代契丹人的服饰特点及容貌特征。

石窟寺壁画相比较墓室壁画和召庙壁画发现及出土量比较小。目前内蒙古地区仅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阿尔寨石窟发现了壁画群，阿尔寨石窟山原有108个窟，现仅存60余窟。内绘有以藏传佛教密乘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壁画近千幅。是一座集寺庙、八思巴文为一体的文化艺术宝库，也是一座集礼佛与祭祀双重功能的石窟寺，距今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因石窟规模宏大、壁画精美而被誉为草原敦煌。

阿尔寨石窟艺术的最重要创新特色，是能够将宗教题材与现实生活题材紧密相结合，在表现藏传佛教显密宗高深神秘的境界的同时，还表现出北方草原民族的现实生活。例如歌颂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英雄事迹、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的《灌顶图》和国师巴恩巴弘传佛法的壁画都是这样的作品。阿尔寨石窟艺术表现手法上最重要特色是象征性。象征构成了绘画语言，非常适宜于揭示藏传佛教形而上的深奥义理。

元明清时代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绘画题材大多因袭藏地本身的神灵系统，十一面观音、无量寿佛、十八罗汉等都是较为常见的壁画。内蒙古的寺庙很多，寺庙文化繁荣，包括呼市的大小召、乌素图召、席力图召、巴林左旗的召庙石窟、伊金霍洛吉祥福慧寺、鄂尔多斯西召宝堂寺、锡林浩特贝子庙等，在这些寺庙中大都保留有很多壁画。

呼和浩特市大昭寺壁画是16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早期黄教寺庙壁画的宝贵遗存，是召庙文化中的艺术珍品。大召寺现存壁画主要见于大雄宝殿经堂北壁东西两侧和佛堂内，壁画选材以佛像及佛教故事为主。例如有佛祖释迦牟尼讲经说法、降妖除魔、启悟民众的故事，还有黄教创建者宗喀巴的传记。在表现以上题材时，不但显示出佛教义理的神秘庄严，还再现了室外草原的景物与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现实生活场景。

乌素图召，是内蒙古数千座召庙中唯一的一座有文字记载并完全由蒙古族工匠自己修建的召庙。它由庆缘、长寿、法禧、广寿、罗汉五寺组成，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召庙内外被青蓝色所笼罩，象征着纯洁与兴旺。庙内的壁画包括历史人物、佛教故事、风俗装饰、山水花鸟。不论内容形式和技法，都自成风格。这些壁画，特点鲜明，美术价值很高，是蒙古族美术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对于研究蒙古族美术史、民族关系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内蒙古召庙壁画所描绘的主要题材来源于西藏本地已经成熟的神灵体系，根据壁画的具体表现方式可以看出当时的内蒙古地区与中央政府，以及藏传佛教的本源地西藏之间的往来相当密切，与西藏的密切往来体现在将西藏本地的地方保护神作为内蒙古地区较大寺院的保护神，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表现在丝绸织物等的描绘上，在艺术等多方面体现出蒙古民族的喜好，例如在颜色上有别于西藏的处理。

内蒙古寺庙壁画见证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再度兴起，经历了元明清各朝代的建造和修缮，除壁画外还存留了大量艺术珍品。同时寺庙壁画也是蒙、藏、汉、满等中华民族大家庭众多民族融合交流的产物。

（五）璀璨的敦煌艺术从了解敦煌壁画开始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别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表现出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

敦煌壁画的内容包括佛像画、经变画、民族神话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故事画和山水画等。作为宗教艺术来说，佛像画占了敦煌壁画主要的一部分，其他还有飞天、反弹琵琶等经典形象。世界艺术文化宝库莫高窟里保存了大量精美的壁画。

敦煌彩塑是敦煌石窟的主体。因敦煌石窟是开凿在砾岩上，因此多为木架结构。在人工制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苇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再施白粉，最后彩绘。敦煌目前尚存彩塑3000多身，其中圆雕2000多身，浮塑1000余身。其保存古代彩塑之多，历时之长，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

敦煌彩塑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整窟塑像和壁画互相结合，互为一体，互相陪衬，互相补充。佛龛、佛坛上的彩塑与四壁的绘画辉映呼应，既达到了整窟艺术的统一和谐，又衬托出塑像在窟中的主体地位。另一特点是丰富多彩，姿态各异。古代雕塑家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将同一神像塑造出形神风貌、性格特征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的彩像，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欣赏价值。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为一体的立体艺术。敦煌壁画在石窟中虽然对建筑起装饰和美化作用，对雕塑起初充和陪衬作用，但其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内容丰富，艺术技巧最为精湛，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交通、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宗教史、艺术史、中外友好往来、文化交流史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形象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古典艺术遗产。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弥足珍贵，在结构布局、人物造型、线描勾勒、赋彩设色等方面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及其传承演变，以及中西艺术交流融汇的历史面貌，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膜拜参观。

（六）面对克孜尔石窟壁画我们唯有惊叹

很多人都知道敦煌莫高窟，很多人也曾一睹其风采并深深的折服，但当他们踏入龟兹石窟时，才真正体会到震撼的感觉。克孜尔石窟壁画风格之多样、内容之丰富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古西域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通道，因此也是一片各种文明相互交织的神奇地域。龟兹国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龟兹石窟便是它留下来的瑰宝。这片石窟曾是僧人修行栖身之所，而虔诚的佛教徒们，以绘画的形式，将佛教的各种人物、故事、传说描摹在石窟壁上。龟兹有近十个石窟，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发祥地这一，它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壁画艺术，在中亚和东方佛教艺术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属于龟兹古国的疆域范围。龟兹古国地处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曾经是西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佛教从印度传入新疆，形成“西域佛教”后，再传入中原。龟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也成为佛教传入中原的一个重要桥梁枢纽。石窟则是佛教艺术的重要形式，通过建筑和壁画来宣传佛教教义。龟兹石窟窟群比较集中，壁画内容丰富，不仅有表现佛教的“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等壁画，还有大量表现世俗生活情景的壁画。研究石窟的专家指出，龟兹石窟是一部古龟兹文化的百科全书。而在龟兹石窟群中，克孜尔石窟被视为群芳之冠。

考察过克孜尔千佛洞的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反映佛教经典的本生故事画，是克孜尔千佛洞的精华，在世界上堪称一绝，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数量也最多。它比敦煌、龙门、云岗3处石窟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倍，这里的壁画还有一绝。它不是画在涂白的泥壁上，而是往泥壁上直接作画。不但采用了有覆盖力的矿物颜料，也使用了透明的颜料。着色方法不但有平涂的烘染，而且有水分在底壁上的晕散。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湿画法”，史学界认为，它是古龟兹国人的一种创造，是绚丽的石窟壁画园地里最鲜艳的一枝花朵。这些古龟兹国画师们的宏篇巨作，记录着大约从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十三世纪新疆地区历史现实生活的图景，为研究古代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民俗等情况，以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具有很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

克孜尔壁画布局完整对称，人物形象逼真，色彩艳丽，表现力强，画面构图新颖，富有图案装饰性，在绘画手法上除了墨线勾勒外，还多用铁线勾勒与色彩晕染相结合，有的先用硬笔刻画出人体主要器官，再以墨线勾勒，质感极强，极具鲜明的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既有汉文化的影响，也有对外来文化艺术有选择地巧妙接受融合，更是古龟兹画师非凡的智慧。克孜尔石窟中保存有壁画的约80个，其中还有其它石窟中难以觅见的龟兹裸体画。早在公元前一世纪，随着佛教的传入，健陀罗艺术和古希腊文化艺术就传入了新疆。伴随着希腊化艺术的影响，裸体和半裸体的风俗在整个西域发展起来。这种裸体风俗是和性爱结合在一起的，龟兹壁画中的新婚性爱图等，不仅表现在夫妻生活上，还表明裸体还是当时女子的一种时尚风俗。此外，壁画还表明古时候西域盛行过看少女跳裸体舞的风尚，古希腊人认为裸体可以把人的有机体的美感充分展示出来，而完美的心灵只能寄寓在强健的体魄中。这也充分说明了这里曾是古代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和古龟兹社会的开放性。

克孜尔石窟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艺术背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瑰宝。但是石窟处处满目疮痍，实在令人心痛，放置释迦佛的拱型佛龛里空空如也；壁画上所有佛像左半边袈裟均被剥走；甚至整壁整壁的壁画被人揭走，只在洞壁上留下斑斑斧凿的痕迹，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踵而至的西方探险队从克孜尔石窟劫掠走大量精美的壁画，他们是德国的勒柯克，英国的斯坦因，还有俄罗斯、日本和法国等国探险队先后来到克孜尔石窟，在60个洞窟中窃取壁画近500平方米。洋盗贼疯狂的掠窃，破坏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整体美，留下惊世遗憾。如今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都陈列着大量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这当然都是被那些探险队从龟兹石窟群劫掠而走的。

为满足中外游客深入了解古代龟兹国佛教文化艺术的需求，缓解当前游客不断增多的压力，新疆文物部门将开放克孜尔石窟三个洞窟。 以前，克孜尔石窟4个石窟区只开放了谷西区7个洞窟，其他石窟区因保护壁画的需要暂未开放。今年石窟管理部门采取交叉开放的方式，新增加开放了三个洞窟。这三个洞窟分别为：043号中心柱窟，建于公元9世纪，是一个未完工的洞窟，反映了克孜尔石窟由昌盛走向衰败的过程；047号和048号大像窟，建于公元4世纪，石窟内部宽敞且佛像高大，壁画色彩鲜艳，人物灵活逼真，是克孜尔石窟处于昌盛时期的见证。

壁画因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艺术、学术价值，如今备受关注，敦煌莫高窟、山西永乐宫、拉萨布达拉宫都成为旅游热点，像敦煌的莫高窟每天最佳承受力为3000人，可是日最高游客接近7000人，考虑到文物保护的压力，限制游客量已经是大势所趋。随着旅游热的进一步升温，其他以壁画艺术为主的景区都应该尽早制订文物保护和旅游总体规划，少走弯路，与当地其他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结合，让古老的壁画艺术在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