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现代性的迷失与转移

中国乡村的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已经超越了乡村空间本身，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乡村的现代性关系到城市人和乡村人的精神家园的重构。

中国乡村的现代性问题由来已久，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准确的时间起点，似乎是很难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乡村现代性的启蒙一定是伴随着乡村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展开的。这样看来，中国乡村的现代性启蒙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建国之后，乡村现代性启蒙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阶段。无论是民国还是新中国，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实际上都没有从根本上彻底动摇乡村固有的文化形态，因为在乡村社会里有着对“城市外来文化”强烈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的形成是与乡村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群体组织结构密切相关的。只要乡村的血缘关系始终维系着，任何城市外来文化都难以撼动乡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就无法将现代性的基因根植进乡村的土地。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乡村的免疫力被消解了。

如果说，在一开始，乡村现代性还是一个有着积极暗示的美好图景，还寄托着乡村崭新的生活面貌。那么，随着技术驱动的粗放式城市化，乡村现代性就逐渐破碎了。至少在十年前，城市化狂飙突进的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让一座座乡村变成了空荡荡的孤岛。无数乡民怀着对城市的向往背井离乡。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有三个因素值得注意，第一个因素是技术集权，第二个因素是艺术集权，第三个因素是城市集权。

技术集权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可复制性和易操控性导致的经济领域的集权，这样的集权使得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基因，而趋于雷同。以建筑为例，建筑技术的提升，使得建筑修建的速度空前提高，也使得建筑修建的权力被少数企业垄断，这些企业带着雷同的建筑技术，在不同地区复制雷同的建筑。表面上看，建筑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但是，对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则造成了损害，使得千城一面现象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巨大伤疤。乡村的人口就是在这样的技术集权语境下飞速地奔向城市，成为城市这架现代化机器中的一个个零件，被打磨得失去了乡愁。

艺术集权的一个典型工具是电视机，电视机的诞生让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被高度同化。乡村家庭中，电视机几乎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电视机在艺术集权中扮演的角色是很有分量的。因为电视机，很多乡村少年学会了流行歌曲，学会了电视剧里城市人的语言方式，虽然身在乡村，但内心已经被电视机高度城市化。艺术集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让乡村艺人失去了自信和生存空间。我认识的一些乡村艺人，电视机出现之前，他们还能吹拉弹唱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曲目。可是，电视剧出现之后，这些乡村艺人纷纷转唱流行歌曲。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改变，这种改变意味着乡村本土性的毁灭，也就意味着现代性的迷失。

城市集权是乡村现代性迷失的一个空间因素。中国社会地大物博，五千年来一直延续着城市之间特有的管理系统。大型城市管着中型城市，中型城市管着小型城市。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城市之间的权力系统还没有触碰到乡村，只是到了县一级。那么，近现代以来，乡村也被纳入到了城市管理系统的范围内。中国的城市之间有着食物链的生存法则，大型城市有机会吸取中型城市的能量（资金、人才、土地利用指标等），中型城市有机会吸取小型城市的能量，小型城市有机会吸取乡村的能量。在这个食物链中，乡村当然就成为了最底层的一环。在本能的驱使下，大量乡民离开乡村，走到了食物链顶端的大中城市谋生。这样一来，乡村内在的自治能力越来越弱，空心化也就成为了必然。由此还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大量乡民离开乡村，让乡村的现代性问题超越了乡村空间，转移到了城市空间，这时候，乡村现代性实际上也成为城市现代性的一个命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解决的乡村现代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城市现代性问题。乡愁就像一粒种子，不仅仅需要去乡村寻找，同样需要在城市生根。乡村的本土性不仅仅是乡村文化的根基，也是城市文化的根基，乡村的现代性不仅仅是乡村的未来，更是城市的未来。

作者：张栋平